这种平均主义的取向和做法，在改革以前30年的社会政策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这突出表现在分配政策方面。尽管当时主张按劳分配，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实施促成收人不断平均化的工资政策。在工资的具体形式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实行的是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和奖励工资这样几种工资形式。即便是当时收人的平均化倾向已经十分严重，但仍然觉得收人差距偏大，仍需要进行必要的矫正。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工资制度，使企业的多种工资形式变成了简单的计时工资，奖金变成了月月固定、人手一份，同时基本停止了计时工资的正常升级工作。本意是要消除旧有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却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当时的社会政策尽管试图消灭剥削，但在实际中却是在鼓励另一种类型的剥削，即劳动能力相对弱者对于劳动能力相对较强者的剥削，显然，这是从另一面严重地违背了现代社会的公正的基本规则。我们试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人为的主观努力，寻求一条消灭社会分工、社会差别的途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其结果只能回到自然经济与平均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去。
三、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追求平等实践的启不
一)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三大特征是现实社会主义者单纯从生产关系角度做出的，所以现实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只能在形式上建立了平等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包含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也就是说理想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虽然现实社会主义者也知道生产力是新社会的基础，在实践中也努力用既定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结论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再加上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形成和推广，普遍急于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急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关系，逐渐使现实社会主义者主要是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理解社会主义。这样，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突出了平等目标，却忽视了效率的实现，客观上就形成了“平等贫穷”的局面，这样的“平等贫穷”使社会主义的平等关系徒有形式。而且，现实社会主义者并没有觉察到新的生产关系已经远远超过了现实生产力水平，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现状。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单凭生产关系领域的努力，根本不可能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平等，除非人们甘心接受共同贫困的局面。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在知识经济时代，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前提是提高劳动者的脑力劳动水平，并使劳动者脑力劳动能力逐步实现同等化。
二)现实社会主义不能令人满意的平等实践是所有现实社会主义者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时遇到的困惑。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出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现实社会主义社会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因此，现实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凭借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理论展望。因为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解决了。那么，在现实社会主义者心目中“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两个密不可分的问题。事实上，这两个问题的关系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引出“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实际上，“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身对现实社会主义者来说并不存在问题。由于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现实社会主义者倍感苦恼的是如何实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社会主义不是发达国家而是落后国家率先建立的，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然使人类社会达到最终目标的时间变得十分漫长，这就必然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具有相对独立性质的不同阶段。这是经典社会主义创始者不可能预料到的问题。那么，现实社会主义者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设定的理想目标，又要面对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不得不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现实，这样一来，在各个具体阶段上就必然会出现不同于最终理想社会形态的阶段性社会形态。这里就出现了矛盾:如果只盯着最终目标，必然忽视现实;如果只关注现实，必然失去最终目标。现实社会主义者面对这种矛盾时他们选择了最终目标。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应该从方法论原则出发去解决实际问题，而不应拘泥于马克思的只言片语，用理论去裁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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