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化背景知识对阅读理解的影响（二）

　　某一民族的成员在本民族文化的影响下掌握本民族的语言。而不同民族所拥有的文化是不同的，他在学习其它民族语言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异于本民族的文化，受到新文化的干扰。这种干扰多由包括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准则等的“小写字母的文化”产生。外语教学的任务不仅是进行语言符号(词汇、语法等)的教学，还在于培养在一定文化背景下语言的运用和交际能力。这一点现在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美国外语教学协会已把包括文化素养在内的交际能力列入外语能力要求中。前苏联从70年代起也大力开展文化与语言的研究，开设了一门重点在于语言单位的文化内涵研究的学科：语言国情学。通常，这种文化差异可以从词汇、句式和语篇结构上进行分析。

　　三

　　对语篇中的词语的理解是理解全篇的起点和基础。书面的词语在物质形式上实际是一些图形符号(symbo1)，语义学认为这些符号和符号的所指物 (ref-erent)共同构成词语。而词语的涵义则建立在符号和所指物的对应关系上的。理解词语的过程是一个认知主体在看到符号后联想到所指物的过程。显然，符号和所指物的对应好坏直接影响着对词语的理解，一旦对应关系未建立或错误建立，主体就会错误地理解词语的涵义。然而，传统的词汇教学要求学习者简单地按生词表熟记单词拼写以及作为这个单词词意的一个或几个中文词语。这样.学习者的理解过程是由英文符号到中文符号，再由中文符号映射到实际所指事物的过程。于是，受母语中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学习者无疑会在理解过程掺入附着在这个中文词上的汉民族的文化，使外文词语错误地指向含有中文文化的所指物上。有时，两种词语的词义和它所带有的文化色彩是相同或相似的。以英语里的“f0x”与中文的“狐狸”为例，两个词除了指一种动物外都隐含“狡猾”的意思。然而，有些却大相径庭，如”dragon”与“龙”。

　　人习惯把龙视为权力、吉祥的象征，而在英语文化中，“dragon”被看作一种神秘的，邪恶的怪物。再如，“suburbaninhabitants”与“郊区居民”。中文里一般把郊区与偏僻落后相联系，“郊区居民”于是指那些社会地位不高，收入有限的人。而在欧美，由于城市中环境污染，交通拥护等问题，有钱人往往迁到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郊区居住，所以“suburbaninhab.itants”指 “住在郊区的有钱人”，与中文截然不同。再如，俄语里的“白桦”有喻指“祖国”、“俄罗斯少女”的意思，而中文里的这个词却没有附着这种含义。

　　所以，在词汇教学中，不能简单地用字母进行单词释义，应该尽可能地使用外语并补充该词可能隐含的意思，指导学生正确理解、掌握。

　　四

　　在句式结构和语篇组织上，这种由文化造成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西方语言往往以句子的谓语动词为中心，以主谓结构为主干层层扩展句内其它成分。动词 (以及名词、代词等)复杂的形式变化涵盖了句子大部分的结构信息、功能信息，甚至语义信息。以英语句子为例，谓语动词不仅表意，在形式上还表示了时态，主谓施动关系等，而且还和其它非谓语的动词在形式上严格相区别，规定非谓动词只能用相应的非限定形式，因而动词有不定式、现在分词、过去分词之分。有些语言 (如德语)把这种词形上的曲折变化扩大到名词、代词上，使在句中充当不同成分的名词、代词有多达四种格式的变化。因而，西方语言大部分句子可以从形态上看出各成分之间的层次组合关系。

　　虽然中文句子的基本结构同大多数的两语一样是主谓(宾)结构，但最基本，最明显的差异在于中文句子重意合而非重形合，它可凭借词序以及词语的内在意思反应句中各成分的关系与层次。而且中文句子的谓语动词在形式上没有任何曲折变化，对时态与主、被动关系的表示往往通过加词解释或通过下文暗示如“我将要吃饭”和“我吃过饭了”;以及不分主、被动关系的句子，如“一间屋住两人”与“两人住一间屋”;甚至省略谓语“八人一桌”与“一桌八人”。

　　了解这些差异会使阅读者习惯外语句式的特点，重视句中动词、名词等在形式上所传递的信息，更好地理解。例如，在学习《大学英语》第二册第七单元时，就应注意文中现在时、过去时和过去完成时的交替变化。在句中不出现时间状语的情况下，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