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必须遵守的合作原则（一

　　一、译者如何遵循翻译中的“合作原则”

　　提到“合作原则”，很多人会想到Grice的“合作原则” (CooperativePrinciple/COnversationalmaxims)，他在“合作原则”里提出了四项“准则”以供语言使用者参考，其中包括：(1)相关原则(Maxim ofRelevance);(2)适量原则(Maxim ofQuantity);(3)质真原则(Maxim ofQuality);(4)方式原则(Maxim ofManner)。需要指出的是，译者在这里所要遵守的“合作原则”与语用学里的“合作原则”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应认为两者可以相互替换，互通有无。第一是翻译中的“相关原则”大致上是指原文中没有提到的译文尽可能不提;原文的“文风时尚”尽量与译文保持一致。泰特勒在他的《论翻译的原则>) (EssayonthePrinciplesofTranslation)里提出，译文的风格与笔调应与原文相同 (thestyleandmannerofwrittingshouldbeofthesamecharactersasthatoftheorigina1)，换句话说，也就是译文要与原文达到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第二是翻译中的“适量原则”大致上是指，译文不过分诠释原文所要传达的信息，要适可而止，不要随意发挥。这里面存在着过量和不足两方面问题。比如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遇到了这么一句话，相信大家都熟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他又是如何翻译的呢?辜氏译文如下：“Itisindeedapleasuretoacquireknowl— edgeand，asyou go on acquiring，to putintopracticewhatyouhaveacquired.A greaterpleasure stillitiswhen friendsofcongenialmindscomefrom afartoseek youbecauseofyourattainments.”他的译文本后人指为过度意译，随意添加字词，比如“asyougoonacquiring” 还有“greater”、“congenialminds”、“becauseofyourattainments”等等。很显然，译文中加入了很多已经在译文文本中暗含的语言形象，如已出现了动词“acquire”，就没必要在下文出现“attainments”之类的重复语义的词汇了。或许有人会说，辜氏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想使译文更符合欧美人的阅读习惯。可是如此的译文最终只能被当作偏译对待。有时，翻译的“适量原则”也会遭遇信息量不足的情况。比如在《圣经》中《路加福音》(TheGospelac—cordingtoLuke)这一章出现了“Samaritan”这个词，它的本意是“撒玛利亚人” 的意思，把它放在一个句子中，并尝试翻译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thispoormanbegged，“yougoodSamaritan，havepityonme!”如果直译过来，就成了，“你这好撒玛利亚人，就可怜可怜我吧!”看到这里，或许那些对圣经不是很了解到人该提出疑问了，为什是撒玛利亚人呢?根据基督教的解释，撒玛利亚人乐善好施，总是救人于危难之中。例外一种流传的说法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为基督打水喝，从而受到了基督的指教，信奉了基督。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不可能把这个词背后隐含的如此复杂的情节都展示出来，所以不如译为“你这乐善好施的人儿，就发发慈悲吧!”这样就避免了歧义，补偿了语义。相关与适量两个原则实际上是检验译者翻译鉴赏能力的初级评判标准，那么翻译的高级评判标准又在哪里呢?

　　二、翻译“合作原则”的高级评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