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土地既是财富的主要存在形态，同时也是财富增殖的主要源泉，从而使得商人、高利贷者、军阀等都对土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此虽然各种经济形态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扮演着多样的角色，但它们的终点是土地。财富形态是经济土地权与货币权合一，土地也就成为阶级支配的主要工具。陈翰笙分析：“的地主与外国的地主不同，大都是多方面的人物，他们是收租者、商人、盘剥重利者，行政官吏。许多的地主兼高利贷者，可以变成地主兼商人，许多的地主兼商人，又可地主商人兼政客，同时许多商人、政客也可以变为地主。地主大半有槽坊、油厂及义仓。另一方面，货栈及什货店主人，就是地主受押人，终究要变为土地的主人，这是著名的事实。”②正因为土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陈翰笙认为，大土地所有制在是根深蒂固的，大地主不断推陈出新，农民也就日益的贫困化。所以他说：“如此高昂的地租，加上所有随之而来的各种负担，压农民身上，并把他们驱逐到高利贷者那里。??许多农民借贷谷物度荒，有些农民只能典他们的衣服、家具、甚至锄头、草把、耙子、梨等等。谷物贷款的利息通常半年为百分之三十;当铺的月利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有时高到百分之六，没有人能够想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有这么高的利率。破产的农民通过抵押过程迅速失掉他们的土地;由于不被工业接受或吸收的无地农民不断增加，工资总的说来正在下降，各种形式的租金则在上升。这样一来，破产现象便不断重演，并且加速了这一过程，直到农民无产阶级化。”③但陈翰笙又认识到，近代的大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农场经营并不是一回事，而是出现了土地所有权集中与使用权日益分散的相对立的发展方向“， 农场的经营过于细小，佃农和雇农也不能雇长工。在这种情形下，地权愈集中，耕地愈分散而缩小。经营面积也很少能扩大，所以劳力的应用愈难。”④ 他通过大量的调查资料证明这种发展趋向，并在与托派的论战中，断定农村问题的实质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⑤农村社会诸问题是社会问题的重心，土地关系是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因此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的农村、农民与农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成为殖民地经济的组成部分。陈翰笙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就连的富农如今也在缩减他们的耕地面积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他们担不起那种几乎肯定会由变幻莫测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引起的种种风险。
他们也经不住日益增加的进口农产品的冲击。??凡是研究过情况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都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但是只有极少数学者没有忽视的政治经济中那种复杂的殖民地性质，这种殖民地性质实际上更加有助于加强目前封建关系的韧性，甚至强度。———农民不但在受封建主义之害，而且也在受资本主义之害，不但正在受生产不足之害，也在受国外生产过剩之害。”⑥正是立足于农村的生产关系，围绕着农村的核心问题分析近代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使得陈翰笙能科学地认识农村经济面临着生产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双重危机。前者是由封建生产关系的参与所造成的，而后者则是因为近代以来农业经济逐渐的被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帝国主义剩余农产品在的倾销所造成的。借助于此，人们进一步得以了解理清了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非封闭性以及曲折发展的多重因素。
三、实地调查与科学分类：陈翰笙农村经济的研究途径。
经过与马札尔的激烈争论，为了落实对社会的认识，陈翰笙回国后，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进化论出发，决定以调查为主要手段开展工作“， 在莫斯科的这场争论，使我认识到，作为革命者，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无法决定革命的方针路线，因而决心返回祖国，一定要对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①。1929 年他在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蔡元培兼) ,主持社会学组，成立调查团，对无锡农村各种具有代表性的22 个自然村进行挨户调查。1930 年，他又组织了河北保定的农村经济调查，1933 年至1934 年，又组织了广东农村经济调查以及山东、安徽、河南烟叶产区的农村经济调查。1933 年，他为了扩大调查研究力量，还筹划建立了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发起成立农村经济研究会，出版《农村》月刊。从1934 —1943 年《， 农村》杂志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探讨农村问题的重要刊物，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在农村调查过程中，他集结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经济学者，如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孙晓村、张锡昌、狄超白、王寅生、姜君辰、秦柳方等，他们后来均为新经济理论界支柱人物。
社会调查是陈翰笙力倡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农村研究缺乏切实可信的资料，1930 年他撰有《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指出“， 社会与统计尚在极幼稚时代。研究社会学者苦无可靠可用之材料。??目前急须从事社会经济之调查与统计”②。在此基础上，陈翰笙提出了关于农村调查和研究的基本思想。但如此之大，如何着手调查，陈翰笙认为，“江南、河北和岭南是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我们能够彻底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在那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见其梗概;而于挽救今日农村的危机，也就不难得到一个有效的设计”。③农 村问题相当庞杂，科学分类是研究得以进行的重要门径。因此陈翰笙深知“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根据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 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他批评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④”正如与陈翰笙一同开展农村调查的钱俊瑞在解放后指出的“， 我们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用阶级分析方法，着重点放在农村生产关系方面，用以揭露阶级矛盾、阶级剥削，他们很多是用资产阶级的庸俗社会学方法，调查对象放在生产力方面，用以掩盖阶级矛盾，为封建剥削关系辩护。例如在农户分类上，我们用的是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以所处经济地位来划分，他们却用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用经济形式来划分。这两种不同的分类方式，决定了揭露还是掩盖经济矛盾的根本问题”。⑤处于这些分类前提的思考，具体调查方法也得以合理设计，分为两种，一是分户挨家调查，二是分村调查。调查方式则分为三个步骤：一是事先设计，即预先造出调查表;二是进行实地调查;三是事后分析。整个调查过程要由一个人自始至终主持，以避免前后不一致与脱节。随着陈翰笙对农村社会认识的深化，他在调查方法上还不断改进，如保定调查与无锡调查就有所差别“， 据无锡挨户调查之经验，若干事项非每户所能详答。所答含糊，反有碍统计。故在保定，拟作农户抽样之调查。保定挨户调查之表格，其形式较无锡者大加改良。纸张大小划一，免折叠与展开之烦”①。
在科学的工作方式下，1929 年7 —9 月，无锡农村调查分村调查55 个村和8 个农村市场，其中22个村1 024户为分户挨家调查，共获得2 000多个数据。1930 年5 —8 月保定农村调查普查性的分村调查为72 个村庄和6 个农村市场，分户挨家调查的有11 个村2 119户农民。这些调查为正确认识农村奠定了确凿无疑的资料基础，正如陈翰笙后来将之与其他农村调查进行比较后认识到的“， 过去，也有人搞过一些农村调查，不过那里为了慈善救济事业，或为了改良农业，或为了完成某个社会改良的讨论题目而已，这都是些表面的，没能深入下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而象我们这种深入到农村最底层的大规模农村调查，在是一创举”②。
四、余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陈翰笙对农村问题的研究有一个理论与实证科学结合的体系，而且他并不是将土地问题单纯地理解为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的问题，关注的是以这两者为基础而构成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下所发生的剥削与支配。将社会现象中的关系看得比现象本身的性质更为重要。从这样的角度，就可以理解，尽管陈翰笙认识到20 世纪30 年代的国际经济危机对农业的冲击，但他仍坚持近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始终存在着内在原因，即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影响人地比例的分配，从而导致农村经济的破产。这也使陈翰笙与同时代的学者相比，能较为科学地运用调查方法，进而更为切实地理解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回顾陈翰笙先生对农村问题探讨的理论与方法，笔者认为仍有几点可值得借鉴。即：第一，解决农村问题首要之举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判断、分析各种现象。第二，研究农村问题要抓住核心，就近现代社会发展历程而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是主题，但是矛盾的表现是多样的、具体的，因此一方面要关注各种矛盾，另一方面是要把握不同层次矛盾发展的内在逻辑。第三，研究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实证调查之上，必须是全面的，有层次的，既要有深度，又不能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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