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现代性挑战及其道德应对

　　社会科学具有重视公共领域的研究传统。内尔·诺丁斯指出：“自柏拉图以降，哲学界一直遵循的惯例是先描述一个理想国或最佳国家，然后考察家与家庭对于建构这种国家所能起到的支持作用。”随着此理路讨论的深入，许多学者日益发现偏于重视此领域具有不完备性，因而将思考的触角拓展至私人领域。诺丁斯便将立足点置于家庭研究以及源于私人领域的关怀关系，然后延伸考察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政策[1]。戴维·黑尔德指出：“正式民主制度的常规很像良好个人关系中的常规”———人人平等，分享话语权，公开讨论问题，摒弃暴力，重视对话和自治[2]。吉登斯高度认同黑尔德的观点，指出“推进个人自主权和日常生活中的自尊，应视作与公共领域中的法律和其它自由同等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那些自由的条件。”[2](P113)上述视域拓展符应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客观存在的互动，符合人的成长历程，揭示了家庭和社会深刻的同构关系。

　　如何实现当代社会科学所希冀的私人领域的社会功能、社会责任?这关涉到家庭面临的现代性挑战。我国社会正处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中，道德失范等社会问题既折射在家庭之中，又可能被家庭教育所强化。黑格尔曾论述过亲子教育承载着重要的家庭伦理功能。传统社会中的亲子教育主要满足于“保证孩子存活、促进其成长、培养能被外界接受或认可的孩子。”[3]“可被社会接受”关涉的是个体对社会的顺应，而在加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家庭教育的未来性尤其突出。结合有关学科的学理指向，这种未来性在家庭教育的伦理层面至少可以具体化为关怀、民主和智慧三种路径。关怀是当代伦理学的一大新兴主题;民主作为现代德目的重要性已被托克维尔、杜威等人充分揭示;智慧或明智在伦理学中则是一种高位阶的流体道德素养。

　　一、家庭中的关怀回应。

　　成熟的现代社会是超越冷漠和单子式存在状态的公民社会。人与人相互关心，人们对社会正义常怀在意感。家庭教育为此应做的准备是帮助儿童对人对事学会关心。学会关心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具有被关心的体验，使得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恐惧不至于转化为伦理恐惧、敌意、冷漠，而升华为伦理关怀。为此，家庭中的成人要基于儿童的发展需要，做出适当回应，给予有效关怀。关怀伦理学依据努力程度的高低将关怀分为自然关怀和伦理关怀。家庭中的成人在两个层面上都必须注意关怀的限度和有效性。

　　埃利克森关于道德心理的发展研究揭示出儿童的需要包括自理、自主、自治，这些行为和能力直接影响其自信的生成和自我建构。因此，在自然关怀中，要警惕未经慎思的滥施关怀。生物学角度的考察表明：自然关怀生发于幼小者的需要，视需要情况，不同物种所获的亲代关怀或有或无。如果子代没有被关怀的需要，亲代的关怀就不会发生。海龟之类先天较成熟的动物，在自行孵化后从来得不到母亲的呵护。雌海龟仅将卵产在海滩的坑内，随即返回大海。几乎所有的海龟亲子终生无缘邂逅。很多低等动物却是这样生而自立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由于子代先天早熟，一般具有护犊现象。人类是典型先天早熟的动物，刚性的被关怀需要时期很长，这才催生了人类双亲的关怀。但是，有效的关怀包括“不作为”，某些延迟满足，以提供支持性的环境间接地、隐性地促进儿童发展;滥施关怀会使需要的满足蜕变为餍足，反而会阻滞儿童成长，钝化其对关怀的敏感性，剥夺儿童自主关怀，进而关怀他人、关心社会的机会。

　　在伦理关怀层面，需要成人明晰、整全地思考儿童的需要，须鉴别社会环境、主流教育语境所断言的儿童需要。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患有“知识饥渴”

　　的症状[4]，这已清晰地反映在唯知主义的应试教育中。在这里，儿童对闲暇、适度游戏的普遍需要被去合法化，而它们对自我的统整是不可或缺的。美国学者克拉伦斯·金斯利提出的《教育基本原则》研究报告论及七项教育目的，其中就包括“有价值地利用闲暇”[5]。我国日益增加的儿童离家出走、逃学、迷恋网络游戏等现象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角度诠释，实际上是被高度宰制的本我对自我和超我的反抗和叛逃。过于激烈的知识竞争超出了很多儿童的承受阈限，使他们出现退缩现象。他们通过问题表征无声地呼喊，却常常继续被家人误解。儿童在患有知识饥渴症的学校内已然负担着激烈的竞争、超强的脑力付出，家庭不能继续成为福柯所言的极度严加规训的另一监狱。私人领域中，让孩子的多重角色都有舒展的机会，有益于儿童在道德心理上获得自我的整合。

　　从更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儿童还有成长为合格现代公民的需要。家庭中的关怀与民主、赋权不无交叉。

　　二、家庭中的民主建构。

　　杜威在“Democracy and Education”①一书中阐述了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对民主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塑形作用。自“五四”以来，建设民主的现代社会成为我国的一种政治取向。鉴于我国学校的层级制惯性非常强大，家庭是比较便于推行民主生活方式的微观社会机构。

　　然而，强调孝悌之道的传统文化对培育现代家庭并非没有阻力。费孝通在《乡土》中深刻分析了传统社会由于生活、工作经验的超稳定性，加固了长老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代际文化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多元。米德指出了前喻、后喻、同喻3种并存的文化模式。父母需要认识到，在加速发展的社会中，父母和孩子都同为探索者、思考者，不能要求孩子仅仅做“听话”的追随者、仿效者。

　　家庭中的民主建构要求父母至少在4个维度上尊重孩子。首先，尊重孩子的主体性。有些父母动辄说：“孩子是我生养的，我想打就打!谁管得着?”这是典型的前现代亲子关系模式，与现代的社会生活、儿童的发展需要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而是和父母享有相同无涉年龄基本权利的公民。把垂直型家庭等级关系改造为趋于扁平化的学习型家庭组织，才更有利于发挥所有家庭成员的首创精神和发展主体性。

　　其次，尊重孩子的差异性。智慧地看待差异，让孩子悦纳自己，自信、勤勉地创造优质自我。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辩证地看，差异分为优势差异和弱势差异。多元智能学说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只有优势差异，没有弱势差异。虽然每个人的起点不同，但起始的“被给定身份”并不能线性地预言努力主动获得的“获致身份”，而且人格尊严是平等的。因此，面对弱势差异无须自卑，两代人都要学会平和地接受自己和他人，不为弱势差异所累，进一步羁绊自身发展。父母切忌简单以他人之强对比自己孩子之弱，向孩子施压，使得孩子对于强于自己的同伴产生忌妒、怨恨心理，自暴自弃，以“不屑努力”作为失败的理由，从而避免将失败归因于能力。一旦陷入这种自卑型自我防御模式，则难以发展。面对优势差异时，则要不自傲，才能不与他人疏离。自负中含有自卑的成分以及向自卑转换的可能。许多高考优胜者进入名牌大学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泯然众人”

　　的新身份，就是优越感向自卑感转化的实例。父母应警惕过度的赏识，赞扬优势较多的孩子，帮助其葆有平常心和自我超越的意识。

　　第三，尊重孩子的合理选择。有些父母有意无意地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未竟理想的工具、光耀门楣的载体，也让孩子熏染了“面子至上”的从众选择标尺。武断地替代做出短期选择，代价尚小;如果涉及择校、择业等长期人生项目，往往后果严重。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通过不断的选择对自己负责、建构自我。父母可以呈现自身阅历中与孩子选择相关的信息，协助孩子审慎地做出知情选择。这样，孩子得到的不只是一个现成的答案，而学会减少依附，较为独立、负责地筹划人生、建构自我。

　　第四，尊重疑似犯错孩子的人格。认知心理学和波普的证伪论科学哲学都肯定试误、证伪对于认知发展的重要作用。儿童犯错误时，父母应慎用批评。

　　对于众所周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许多父母强化“批评”而虚化“自我批评”。他们将孩子的优点归功于自己;将孩子的缺点、不足归因于孩子，让孩子独立负责。实际上，“黑点”并非孩子与生俱来的恶，而是各种教育失当的产物，教育的主体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孩子自身。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首先要客观公正地反思自身，如果问题的根源在于家庭教育的不当，就应坦率承认，做自我批评，并和孩子共同分析、解决问题。以身教让孩子学会负责。

　　三、家庭中的智慧生成。

　　关怀和民主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有益于孕育两代人的道德智慧。而智慧的生成之道还不止于此。

　　智慧作为高位阶的道德素养，不同于知识或机巧;智慧具有实践性、情境性、反思性、前瞻性的特点。冯契认为，智慧是德性的能力。张汝伦认为：智慧是一种正确行动并使事物朝正确的方向变化发展的实践能力，能根据事情的特殊性做出正确的决断与反应[6]。

　　对智慧的内涵认识不清，会导致家庭教育出现病理现象。

　　许多父母将智慧混同于知识、文凭，过度崇拜知识，使自己丧失家庭教育的自信。实际上，知识是分特殊领域的，而智慧具有流动性、整体性和很强的可迁移性。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凭缺智慧的个体比比皆是。慎思、节制、诚实、慈爱、坚定，都是重要的生活智慧。无论学校教育经历多寡，每位父母都可以变生活阅历为人生的反思、智慧的财富，形成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那种明智，追求对事情的准确判断，坚持人生正确的价值取向，以此引导孩子共创幸福。

　　忽视智慧的伦理性容易混淆大智慧与小聪明。

　　有些父母面对各种售票处的身高量尺教孩子屈膝逃票。这不仅是生理上的“屈膝”，更是一种道德和人格上的屈膝。浸染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中，孩子会不耻于以良知为代价，换取不应属于自己的利益，甚至以此为荣、以此为智。及其成年，很可能为了一己私利，做出不赡养老人、蒙骗消费者等行径，在私人领域、公共领域都成为道德的侏儒。

　　如果父母知行(言行)分裂，就会违背智慧的实践性，即稳定、长期的经验性。许多家长感到“孩子和父母拧着来”。实际上，成人作为一个个体，也并非单质的，而是多维度的人。虽然过早达到绝对的同一性意味着人格的僵化，但是，任何阶段上都应该追求一定程度的言行一致，避免过度分裂。如果父母屡屡在言行上自己和自己“拧着来”，孩子在父母的多元榜样中，往往选择最省力的榜样来仿效。“孩子不听话”

　　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成人自身的低端自我远远悖离其理想自我。

　　智慧具有情境性的特点，而最大的情境莫过于时代语境。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应考虑到德目的时代变迁，审视前现代“经典”文本中包含的德目。例如《一千零一夜》中充斥着以牙还牙的暴力色彩，故事往往以暴力、诡计等手段获得金钱、美色，将此作为成功、幸福的指针。如果讲述者不加改编，它们对于孩子的负面道德影响甚至超过劣质的电视节目。

　　因为后者是往往被批判的;而前者披着“经典”的外衣。对于形成于前现代的经典故事，要站在现代的角度再诠释，培养孩子的批判思维能力。

　　家庭教育中智慧的反思性、前瞻性同样可以生成于道德叙事之中。以生活史的连续视野加以考察，任何行为都不是孤立的，而有着前因、后果。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应以内隐的价值观暗示教育启动儿童的道德思考。蒙台、梭利等人的研究表明，幼儿期是德目学习的一个敏感期。此时，父母为其讲授的故事中所含的德目容易被“有吸收力的心灵”内化。因此，在亲子故事时间里，可对德目进行拓展讨论。许多文化中都有类似《铁斧子的故事》，试图传递的核心德目是诚实。故事中的权威“仙人”往往会把金斧子、银斧子一起送给铁斧子的主人，以奖赏他说真话，当即实现令人喜出望外的德福一致。而在现代社会转型期，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德福错位现象。父母可以问孩子：“如果你是丢了铁斧子的打柴人，不诚实，就能得到金斧子;如果诚实，没有奖赏，只能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铁斧子，你还要不要诚实呢?”进而将康德所言的“完全义务”概念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播种在其心田，将孩子培养成道德的自主思考者、合格的潜在道德立法者。

　　关怀、民主、智慧三维度在实践中是密切联系、相互交织的。本文将其分而述之，以便在分析的基础上更好地综合，更好地回应现代性的挑战。正如童话《皮诺丘》描绘的那样，一个孩子从蒙昧的人形“木偶”变成拥有精神力量的真正儿童，需要关怀、信任以及智慧的引导。面对公共领域中良莠不齐的影响因素，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帮助儿童启迪慧眼，培养道德判断力和现代公民品质。私人领域的道德养成有助于以关怀破解道德冷漠、以民主平等促和谐、以智慧的慎思避免盲从，使社会以较低成本加速实现成熟的现代性。

　　注：

　　①我国大陆汉译本定名为《民主主义与教育》，未得此书主旨。杜威所言“democracy”不仅是政治制度，更是生活方式，译为“民主与教育”，方能全面涵盖两方面内容。

　　参考文献：

　　[1](美)内尔·诺丁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M].侯晶晶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

　　[2](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13.

　　[3]Ruddick，S.Maternal Thinking[M].Feminist Studies，1980，(2)。

　　[4](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83.

　　[5]Kliebard，H.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M].New York:Routledge，1995.98.七条教育目标中还有一条直接关涉私人领域：“有价值的家庭关系”。

　　[6]张汝伦。重思智慧[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