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开课让教育民主化？

这可能是当下一个时髦的话题，但当我第一次听到大型网络公开课时，我想我们以前肯定经历过这一切。10多年前，Quisic(最初的名字是University Access)和UNext等公司与全球很多顶级商学院签订了利润丰厚的协议，以在线教授商学课程。

那时，一名商学院院长将其与航空业相比，当时各国际航空公司正努力加入全球合作机构，例如寰宇一家(Oneworld)和星空联盟(Star Alliance)。商学院担心错失加盟某个最顶级联盟的机会，并永远被归入二流。

毫无疑问，商学院联盟中最优秀的是UNext，它吸引了芝加哥大学(Chicago)、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和斯坦福(Stanford)等美国顶级商学院，还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Quisic则与凯南-弗拉格勒商学院(Kenan-Flagler)和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进行了合作。

但这最终以泪收场。网络泡沫破裂，羽翼未丰的公司被规模更大的企业收购或者干脆灰飞烟灭。

那么这一次为何会成功?当然，科技在进步，公众普遍对科技了解得更多。但主要的不同点在于资金来源。

10年前，为开发网络课程买单的是UNext等企业;现在掏钱的则是大学院校。具体掏多少每个院校各不相同，但达顿商学院(Darden School of Business)院长罗伯特•布鲁纳(Robert Bruner)(他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发言权)表示，每门商学院在线课程的制作大概要花掉该学院7.5万美元。

但与传闻中科学课程的花费相比，这是小巫见大巫。有传言称，一门大学本科统计课的制作耗资1500万美元，不过这些数字很难计算，确认它就更难了。

因此，在商学院正经历MBA学员减少以及高级管理培训课程收入停滞之际(更别提政府拨款削减和捐赠收入下滑了)，它们能否支付得起这种投资?或者，在这个新市场站稳脚跟的只会是那些财力雄厚的大学吗?

人们的观点似乎是，如果竞争对手推出在线课程，商学院承担不起不去投资的后果，不管是什么后果。但我现在还没有碰到一位商学院院长能真正讲出这些变化的影响，不论是对学位课程，还是对短期高级管理课程。

我向推出高级管理培训课程的学院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针对那些“终极商学院”——哈佛大学(Harvard)和斯坦福大学是主要的例子，公司高管对它们趋之若鹜，而是针对那些一直积极为客户开发在线课程的学院。如果能够从大型网络公开课上免费得到知识，客户公司为何还要继续付费购买那些课程呢?

当然，很多大学认为或者至少口头上支持这种想法：大型网络公开课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让教育民主化，它们让那些只能梦想在美国顶级商学院学习的人有机会接受这种教育。

这进而带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最近我与一位报名参加两门大型网络公开课的管理学教授的谈话，让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她申请的第一门课来自一所常青藤(Ivy League)商学院，第二门课来自排名较低的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欧文商学院(Owen)，在英国《金融时报》全日制MBA课程排行榜上，该学院名列第53位。她对于范德堡大学的课程以及授课的教授褒奖有加，但她退出了排名更高的那家商学院的大型网络公开课，因为她感到很枯燥。如果上大型网络公开课的公众都这样做，这对于商学院及其教授们将意味着什么?

如今最受欢迎的教授以及那些拥有最高终身职位的教授，是在深奥的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最多的人。尽管最近几年，确实有人反对终身制(更别提长期存在的有关研究是应以学术为导向还是以管理为导向的辩论了)，但任何针对商学院“要么发表要么完蛋”(publish or perish)制度的改革一直都是无足轻重。

大型网络公开课能否改变这一切?我们最终能否看到这种情况：最受欢迎且收入最高的教授，是那些在大型网络公开课学员中最受欢迎的人，而不是在小小的学术圈子里赫赫有名?

换句话说，爬上顶端的教授会不会是教得最好的人，而不是研究做得最好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确实是教育的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