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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庆后:数万员工崇拜的“大家长”

      这个享受数万员工崇拜的“大家长”,手握着权力,抵抗外资的觊觎。但面对女儿,他终于成为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家长。“我无所谓,穿得再普通,人家也不会说我是穷光蛋。”如今的宗庆后,在下属年复一年“注意形象”的劝告之后,多多少少开始注意穿着打扮。但骨子里,对这个仍然是不在意的。

      关键词:宗庆后一件普通的淡蓝色长袖衬衫,领子并不那么板正,没有系领带,宗庆后接受了腾讯财经《商业人生》的专访。

      多年前,媒体常引述某个娃哈哈普通员工的一段叙述,“那次,我和宗总一起到北京出差,经过一个小商品市场时,宗总说让我们等一下。他走进商场,迅速地买了一套秋衣秋裤,一共才花了19.5元。”

      除了生活朴素外,这位67岁的“首富”,至今仍然每天工作16个小时,早7晚11。当被问起自己的业余爱好时,宗庆后说:“已经没有工作之余了。”

      娃哈哈提倡“家”文化,宗庆后是几万员工的“大家长”,也是娃哈哈独一无二的主人,他没空,也不想有空去发展“工作之余”的爱好。

      员工:家长的幸福

      “两会”期间,正值胡润发布全球富豪榜,宗庆后以105亿美元位列榜单中内地第一位。媒体的追问,让他吐出了一句“我的幸福感不如娃哈哈的员工。”

      一时间,“首富不如员工幸福”成为热谈。宗庆后不得不在自己刚刚开通的腾讯微博上澄清:“我的意思是我的消费和享受不如员工,但我很幸福,因为我觉得生活很充实、有价值。”

      他说的是实话。身为首富,幸福并非通过享受、消费就能获得,企业的成功能让他感觉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才感到幸福。而娃哈哈的员工常自我激励说,看看宗老板,就觉得自己还不够辛苦。

      在福利上,他们的确比很多企业的职工要幸福。娃哈哈的公司食堂,5块钱就能吃饱吃好,高涨的CPI,至少在吃饭这个问题上可以避开。公司批量购买经适用房,员工掏少部分钱便可获得分房;而流水线上的工人,除了单身宿舍外,还为已婚者提供廉租房。此外,每年的股份分红,也是众多员工福利的重要来源,远超一年工资收入。

      “我的员工队伍比较稳定,对企业比较忠诚,都当成自己的事业在干。”宗庆后不无自豪地说。

      “你说(我是)家长也可以。”他并不避讳自己就是这个大家庭独一无二的“大家长”。

      这位家长赢得了家人(员工)乃至亲戚(经销商)的狂热支持与崇拜。绵延三年的“达娃之争”期间,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2007年,“达娃之争”浮出水面:双方合资10年后,达能发现宗庆后在合资公司之外,又建立起了一系列同样使用娃哈哈商标的非合资公司。达能认为这些非合资公司,抢走了自己持股51%的合资公司的利润,便要求以40亿元收购这些公司的51%股权。这一要求遭到宗庆后的拒绝,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诉讼。

      白热化阶段,员工、经销商发出公开信力挺宗庆后。某高管直言:“娃哈哈是个大家庭,宗总就是我们的家长,达能攻击欺凌我们的家长,比攻击我们还要让人愤慨,作为孩子,我们怎能不反抗?”

      另一普通员工代表更加直白,“我们是宗总的子弟兵,除了宗总的命令,我们谁也不听,宗总指到哪儿,我们打到哪儿。”

      而来自辽宁的一名经销商怒斥达能是“资本流氓”,他对着媒体的镜头,大声吐出一个字:“呸!”

      宗庆后坦然地接受这些带着个人崇拜的表达,他把这解读为员工对自己的信任。“如果你得不到员工的信任,你的决策就不会很好地去执行。”而获得信任的方式,就是通过时间证明自己做的都是正确的:“员工跟着自己干了以后,生活水平提高了,收入也提高了,企业也在发展。”

      而宗庆后做到了这一点:在2009年顺利解决“达娃之争”,购回达能的股份后,娃哈哈这两年收入利润突飞猛进,员工们也能比自己的老板“幸福”。而收获到的信任,也反过来让宗庆后能够在微博上说自己“生活很充实、有价值”——家长也“幸福”。

      企业:家长的权力

      知青返城前,宗庆后从15岁到33岁,在浙江的农场生活了15年,劳作之外唯一的读物便是《毛泽东选集》。他承认自己受毛泽东的影响很深,而这也体现在他管理企业的方式上。

      常被提起来一点是,娃哈哈集团直到现在也不设副总经理,生产、销售等各个领域的管理由十几个部长负责,这些部长都直接向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宗庆后汇报,管理高度集中。

      坊间有不同版本的传闻,一说为“买一把扫把都要宗庆后签字”,另一个版本为电动铲车。面对腾讯财经的求证,宗庆后说,早期创业时的确买个扫把也需要自己审批,因为当时没钱;但就算是年销售额近700亿元的如今,如果要买铲车,仍然需要他的批准——“因为这是固定资产”。

      媒体上还有各种段子,比如宗庆后不用电脑,喜欢用“朱批”的文件下达命令,而下属拿到“手谕”时有如接到圣旨。有人见到其下属经理的一份报告,开头第一句是“根据您的指示……”

      创业20多年来,他几乎主持了娃哈哈所有的营销会议,参与了每一次的新产品推广和市场策划,曾“独断专行”推出“非常可乐”,打破红海神话。他一两天就要写一份销售通报,每年在各市场巡回的时间超过200天。

      这位不避讳家长之称的管理者,也不避讳承认自己的管理方式是家长式管理:“没有一个核心的领导,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思想,这个企业是搞不好的。”

      “但我是个开明的家长。”宗庆后补充说,自己已经开始向管理层放权。他也认识到这个企业对自己的依赖性有些强,“这两年已经在改了。以前是说干就干,现在是让他们先干,干了之后再逐步逐步修正。”不过,他对目前的情况还不大满意,因为放权导致效率有所下降,在创新上也有所欠缺。

      放权的同时,操劳没有停止。如今的宗庆后,仍然过着没有“工作之余”的生活。而饮料行业的另一位先行者——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将企业出售套现后,过着天使投资人的生活,以成就别人为兴趣,无需自己再在实业中艰苦打拼。

      “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兴趣。”宗庆后说,自己要是愿意套现,钱只会更多;但他想做的,只有把娃哈哈不断做大,“我们几乎没有世界性品牌。”

      而这两点也是达娃之争的表象与本质。表象是,宗庆后举起了他自己也相信的“民族品牌”大旗,一呼百应,浩浩荡荡,数亿网友群起保卫“民族品牌”,讨伐外资企业中的华人“汉奸”;而本质其实很简单——宗庆后不愿意出售自己的企业。

      饮料行业的三位元老,都逃不过和外资的故事,而三个故事又如此不同。何伯权将乐百氏卖给了达能——想卖而卖成了;宗庆后因不愿出售娃哈哈,与达能力拼三年——不想卖,最终还把对方赶了出去;朱新礼想要将汇源卖给可口可乐,却被政府的反垄断审查遏止——想卖而卖不成。

      同样是“民族品牌”的大旗,同样是汹涌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帮助宗庆后达成了自己的意愿,保住了自己对娃哈哈企业和品牌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却阻止了朱新礼按照自己的意愿将自己的企业出售。那么,到底是企业家对自己企业的自主权重要,还是“民族品牌”更重要?

      宗庆后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继续强调民族品牌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为什么企业到国外收购总被拒绝,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卖呢?”

      宗庆后拼命抵抗、不卖娃哈哈,也许就如同乔布斯之与苹果,无法分割,注定要彼此一起,相互成就。营销专家罗建幸曾撰文比较乔布斯和宗庆后,总结了两人的七个相同点:都是事业狂人,都崇尚集权,都敢于创新,都极自信,都相信直觉,都极度重视市场营销,都是企业的精神领袖、灵魂。

      谈到将来,他说,自己很难真正地退休,“因为你做惯的话,不干活会死得更早一点。”他给自己设定的退休生活,就是稍微做得轻松一点,不像现在这么累而已。

      未来的接班人,看来要接受宗庆后的“扶上马,送一程”了,他做不到完全放手。

      家人:家长的温情

      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宗庆后对于娃哈哈的感情。

      宗庆后的祖父曾经是军阀张作霖的财政部长,但出生于1945年的他,记忆中已对这个祖父没有什么印象——来不及感受家族的显赫,便面临政权的变更。这样的家庭到了解放之后,自然遭受到了冲击,父亲找不到工作,只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一份微薄的工资度日。

      1963年,初中毕业后的宗庆后,离开杭州的家,下放到了农场自讨生活,挖盐,种茶,插秧,烧窑,15年的青春,就这样埋没在被遗忘的角落。他说,若没有1978年的知青返城运动,自己就认命当一辈子农民了。

      33岁的宗庆后,通过顶职回到了杭州,进入了校办企业做推销员,接下来的10年,他郁郁不得志地辗转于几家企业。

      1987年,终于,他获得了一个机会,承包工厂。这个时候,他已经42岁。四十而不惑,这个年龄的男人,多功成名就,坐享其成,但宗庆后必须把40岁当作20岁,他蹬着三轮车,给学校的小卖部送货,从小学生的零食钱赚起。

      在被命运遗弃了大半生之后,宗庆后紧紧抓住这一丝可能,他要把消逝在盐地、茶厂的青春追回来。追逐的成果,便是从“吃饭就是香”的营养液起家、25年来日益强大的娃哈哈。

      “任何人都可以想象,一位42岁才开始创业的人,如何不愿失去这20年所积累的一切。而财富和权威的速成也可能使他产生了由其个人创造和提供这一切的帝王般的幻觉。”资深媒体人仇勇和黄继新用这段文字,诠释宗庆后为何会如此激烈地捍卫娃哈哈的控制权。

      同样从这个角度,或许也可理解娃哈哈为何从不贷款。在有同为浙商的李书福长袖善舞上演“蛇吞象”这样的光辉案例的情况下,不贷款的宗庆后,实在可以称得上“老派”了。

      娃哈哈如果愿意贷款,也许现在规模更大?“说不定也很快地完蛋。”宗庆后说。面对这份得来不易的产业,他对腾讯财经说:坚持和勤奋,比冒险精神更加重要。

      也许正因为这份对娃哈哈不可割舍的感情,尽管宗庆后不断强调,自己不一定让女儿宗馥莉从管理上接班,“她有可能不愿意”,但外界的解读,却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股权之外,管理接班者必定也是宗馥莉。

      谈起自己的父母,宗庆后说,因为兄弟姐妹众多,父母对少时的自己教育并不多。然而,这个遗憾却未能由自己弥补,1982年出生的宗馥莉,尽管是独生,尽管父亲37岁的年龄才得来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却在刚懂事时便赶上了宗庆后的创业初期。放学后她只能自己背着书包到公司食堂吃饭,初中之后,便远赴美国,开始独自求学,直至大学毕业,才回到父母身边,并直接进入娃哈哈工作。

      如今,宗馥莉已经在娃哈哈磨练七年,公司上下称其为“公主”、“大小姐”,她的身上延续了宗庆后的强势管理风格,也在工作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她提升了产品包装技术水平,负责的宏胜饮料营收不错,并担当起为集团开发国际市场产品的重任。

      然而,两代人的差异、中外教育的差异不可避免。“她比我管得更严一点,我人情味稍微重一点。”宗庆后说。

      一个重感情,一个重制度。有员工受不了宗馥莉的强势制度化管理,去找宗庆后哭诉,哭诉的结果,便是父亲劝女儿要多人性化一些。

      不过,作为家长,宗庆后愿意给自己的女儿更多空间。不设副总、从不贷款,这些鲜明的宗庆后烙印,会否因为宗馥莉而发生变化?宗庆后说,“我不可能把后面很多年的事情现在定下来。”

      他也在学习女儿。2010年,“公主”在自己主管的部分实施了分公司总经理轮岗,看到这个办法可以调动干部员工的积极性,“阿玛”在第二年让整个娃哈哈集团全面学习。

      宗庆后是数万员工的家长,要保证他们的生活幸福;也是娃哈哈这个大企业的家长,手握着权力,抵抗外资和他人的觊觎。但面对女儿,他终于成为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家长。

      谈到就要步入而立之年的宗馥莉还未找对象,宗庆后说,“着急也没有用啊!”

      对未来女婿有什么要求?“对我来说人品好就可以。”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我想你找对象,你父母也作不了你的主,对吧?”面对采访自己的80后记者,家长宗庆后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