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院不能为拼指标放弃人文素养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讲座教授、动态竞争理论创始人陈明哲：

商学院不能为拼指标放弃人文素养

陈明哲也有自己的担心：中国大学的教授和企业的交流过于频繁，美国的学者越来越多地走向基础研究“一种象牙塔式的研究”，而中国却更加讲究知识的应用性。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讲座教授、国际管理学会终身院士暨前主席、策略管理协会终身院士、动态竞争理论创始人陈明哲先生接受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聘书，成为了这个由27位政商学界领袖贤达组成的委员会的一员，聊到中国管理学发展，他侃侃而谈。

美国教授的担心

“学院能有机会与世界商界、学术界更紧密的结合，这个也是某种程度的国际化。”陈明哲表示，“我们会给学院一些大方向的建议，并使这些建议制度化。”

陈明哲诚恳地表示选择担任复旦大学国际顾问的原因， “我希望这个时间上能够做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即便没有国际顾问的头衔，我还是会给复旦管院提建议，从整个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甚至从朋友的角度而言都会这样做。”

然而，陈明哲也有自己的担心：中国大学的教授和企业的交流过于频繁，美国的学者越来越多地走向基础研究“一种象牙塔式的研究”，而中国却更加讲究知识的应用性。在中国，管理学院最大的挑战就像医学一样，一方面要有应用，另一方面又要有基础，两方面都不能偏废。

陈明哲对于国际化的态度是亦喜亦忧，喜的方面是大家都注意到了在师资的交流、信息传递、学术研究、课程改革等方面国际化的好处，但他也在担心，人们在考虑国际化的时候，都是出于短期的考虑，只学到了一些皮毛，而不从更深的文化理念上思考，“真正的国际化目标是长远的，全盘照搬西方的模式，在中国无法落地。”

在企业界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你就把模块给我就好了。”这是制造业的思维，在制造业中只要有模块就可以进行生产，生产效率越高成本也就越低。国际化带来了“模块思维”，但在陈明哲眼里，“模块思维”只是国际化的皮毛。不论管理还是组织文化，都是需要长时间培养的。在国际化的多重维度之中，中国的管理学要学习的不仅仅是技术性的知识，而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文化。

早些年新加坡完全照用欧美的管理学教学方式，但最近一些学院发现，经过十几年的学习，他们学术研究从方法到规范都确实能够与欧美主流商学院接轨，但其成果却与新加坡本土的实践脱离得越来越远。

陈明哲说，在管理学中有很多文化因素，如果把知识分成四个层面，最高层面是哲学理念，下一层是系统化知识，再下一层就是经验或者是案例，最下层则是工具。中国的企业家在系统化知识、经验或者工具上已经有了很强的积累，但是在哲学理念上，西方相对排他性比较强，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相对比较强，“西方强调绝对主义，意思就是我有最好的模式，但中国人并不如此，中国人都是相互对等的，很多时候要考虑到情境的影响。”

管理与历史文化结合

陈明哲认为，在管理学文化方面，美国前几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中国的管理教育是一个很好的警训。

过去的二三十年，陈明哲大多住在美国，在他手下毕业的MBA和EMBA学生差不多有四五千人。前年“占领华尔街”最高潮的时候，陈明哲刚好去哈佛，他对那里的教师说：“你们早该改变战略了。”美国过去管理教育的发展注重的完全是量化、工具化，放弃了基本的人文素养，拼所谓专业化、拼指标、拼数据，弄到极值之后“把人的东西丢掉了”。

陈明哲认为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重要的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市场的实际，学习西方好的经验。在西方，一所优秀的管理学院都至少要历经50年培育而出， “中国的管理学院现在也要思考起来，30年或者40年以后我们每个学校的特色是什么?现在还很难说出到底哪所学校有不一样的特色。”

陈明哲强调管理应与历史、文化相结合，“把管理当成思维，当作一种文化的方式。”

他认为，管理制度在全球都可以用，但管理也有很多文化因素，比如中国元素，把中国元素融入进来，需要有智慧的支撑。